有个很无趣的师弟，约我写新闻系建立30周年的稿子，我说我都背弃新闻理想、叛逃到南非当个体户了，没脸见各位老师和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他说，你就写一下当初怎么从齐鲁晚报辞职到南非生活的，我们都很好奇……他这一说，又勾起了我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理想和现实总是相差太远，当了多年个体户的我，只能给大家八卦一下在南非的生活。
新闻系“叛徒”在南非
山东师范大学99级新闻系 王晓鹏
1. 背弃理想，“叛逃”南非
2003年，从山师新闻系毕业后，我进入齐鲁晚报工作，当时感觉自己的新闻抱负终于可以实现了！2004年，因为整天忙着给人家曝光，我获得了“齐鲁晚报-生活日报十佳编辑记者”和“大众报业集团十佳编辑记者”称号。面对别人羡慕的目光，我的内心却是很压抑。用当时部门主任张波涛（也是我们山师校友）的话说：“你整天老想着给人家曝光，稿子全是负面的，小心得了“窥阴癖”（社会阴暗面窥视癖）。”
2004年底，我用报业集团发的奖金去泰国旅游了一圈，回国后看什么都是丑的。现在看来，那时可能真的得了“窥阴癖”。因为已经厌倦了每天写下水道、化粪池的稿子，厌倦了整天给非法小作坊曝光，厌倦了每周看报社评分的“新闻民工”式生活，我决定辞职出国。
2005年8月，办妥了所有手续后，我跟主任说我要辞职。他略感惊讶和惋惜，然后说，你去和其他领导说的时候，就说要请长假，如果出去后觉得不顺利再回来。我决然地说，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回来了。然后，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说我要出国了，机票买好了，过一星期就飞走。用我妈今天的话说，她当时以为我会当一辈子记者，最多去北京闯荡一下，没想到是要出国，还是要去非洲，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连续失眠了好几个月。
所有的同学同事都以为我走得很潇洒，却没有人知道，就在起飞前几天，我独自一人跑到山师北院和本部的宿舍楼下，潸然泪下。记忆的碎片突然间变得清晰起来：常庆、陈玉申、王倩等各位老师给我们上专业课的情景历历在目……1999年入学后不久，常庆老师曾让大家回答为何选择新闻专业，我的回答是：“我要当一名唐师曾和水均益式的记者！”当年豪言犹在耳，而如今，我却要当一个背弃新闻理想的叛徒！
2. 生与死，距离我们那么近
来到南非，发现这是一个神秘美丽而又危险的国度，是一个同时拥有三个首都和11种官方语言的国家，是一个国家元首可以同时娶五个老婆的地方。
开始的前两年，我在一家名为《华侨新闻报》的华文报社落脚谋生。报社总共只有七八个人，我既当编辑又当记者，日子过得浑浑噩噩。有一天，在新闻标题里把国家领导人名字错打成“胡金桃”，结果也不过就是大使馆打来电话找老板抗议，老板提醒我以后编版时要注意。
随后发生的两件事，对我内心触动很大。先是2007年5月，我的老板、《华侨新闻报》创始人冯荣生先生遭遇黑人抢劫不幸中弹身亡；随后的2008年，大学同学赵静因癌症去世。
冯荣生去世后不久，《华侨新闻报》被其家人出售给了别的华商。祖籍山东的台湾华人冯荣生，从1994年创立这家报纸后，就一直用心经营，他在南非算是个真正的报人。但报纸被出售后，一切全都变了味，这使我暗下决心要离开。
最终促使我彻底离开媒体的，却是同学赵静的离世。2008年3月，我回国探亲，被同学告知赵静在省肿瘤医院接受化疗。我去医院看她，推开门，发现曾经漂亮活泼的她，已经剃成了光头躺在病床上。她看到我后惊讶地叫了一声：“王晓鹏，你怎么从南非回来啦？！”我和她聊了一会儿天，也就是十几分钟的样子，她已经开始大口地喘粗气，我赶紧说你休息一下吧。在我离开病房的时候，赵静喘着粗气对我说：“晓鹏，你一定要好好活着，过得开心一点儿！”我的眼泪在眼眶里一直打转，直到忍着出了病房才流了下来。
回南非没多久，赵静去世的噩耗传来。大学期间有两个暑假，她和我留在济南，一起到报社实习，一起选题，一起采访。毕业后，她去了新疆支教，我去了报社工作，偶然通过邮件联系。想不到，几年后，她却去了另一个世界……
好友赵静的离世，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锥心之痛”。她的那句“好好活着”，让我最终决定彻底告别混日子的生活，在南非真正放开手脚闯荡一番。辞职后，我先是改行到了一家公司打工，不久后，自己当起了小老板。
南非的天是没有雾霾的，夜里我喜欢一个人遥望长空。偶然的时候，会一边数着星星，一边想赵静在天堂过得好不好。我想，这辈子可能真的和新闻无缘了，直到后来发生的两件事，又点燃了我深藏在心底的新闻梦。
3. 世界杯和曼德拉逝世
转眼到了2010年，师弟李康宁和同事胡建明来到了南非采访世界杯。在采访空隙，我经常去骚扰他们。看着他们忙碌着发稿的样子，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偷偷在想：如果还在报社工作，我的生活是不是还和他们一样呢？而现在，我只能在网易博客、腾讯博客上发一些无关痛痒的稿子，冒充一下新闻人，心里面装的满是没落。
2013年底，南非“国父”曼德拉突然去世，全球记者蜂拥而至。因为事发突然，齐鲁晚报无法及时派出记者来采访曼德拉葬礼。晚报领导拍板决定委托我采访，报销全部费用。因为曼德拉要下葬在东开普老家库努村，此段航程的机票全被订满。我和中新社记者宋方灿、《非洲时报》主编梁铨不得不连夜开车1400多公里赶往曼德拉老家。
一晚上经历两次爆胎，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野里睡了俩小时，随后在当地黑人的帮助下换胎，赶到曼德拉老家时已经全城戒严。幸运的是，我们阴差阳错地混上了部长们乘坐的大巴专车进入葬礼现场，拍到了一些非常珍贵的独家照片。后来，我们被保安给请了出来，这时才知道，只有南非国家电视台的记者被允许进入葬礼现场，媒体中心设立在两公里外的地方。CNN等国际媒体都在那里搞“直播”，实际上是购买并转播的南非国家电视台的信号。
中新社的“独家照片”发出后，被国内外多家媒体转发。《齐鲁晚报》则直接使用我彻夜写的稿子和梁铨拍的照片，连发三个整版。那时的我，才感觉自己又变身回了真正的新闻人！梁铨甚至开玩笑说：“人家死了，看把你激动得四处拉人采访！”可是，这不是记者应该做的吗？
曼德拉去世后，除去时常发生的华人被抢遇害、总统祖马深陷腐败丑闻等新闻，没有再发生大的新闻。有时候，我会偶然和宋方灿、梁铨开玩笑说，下一个大新闻就是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逝世了，我们要时刻做好准备，希望在老宋离任前发生，到时采访一定要带上我，引得他们一阵戏谑。
4. 痛并快乐地活
我每次回国，经常被问及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为何出国，第二个就是出国后悔没有。第一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第二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
南非在1994年之前曾位居发达国家之列。随后，在曼德拉领导下，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公务员几乎全部换成黑人，政府出台措施大力扶持黑人经济；有技能的白人大量移民到澳新等其它英联邦国家；与此同时，周边津巴布韦等国的难民大量涌入南非寻找工作机会……种种因素导致曼德拉建设“彩虹之国”的梦想变成泡影，南非境内治安急剧恶化。据南非政府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去年平均每天有51人死于谋杀（此前是每天50人）。
在南非，几乎所有华人都被抢劫过，有的人甚至被抢过多次。我的客户中，至今已有三人在抢劫中遇害身亡，有两人重伤回国医治。就我自己来说，也是数次遭遇抢劫，最近一次是在约堡市中心被两名黑人试图砸车玻璃抢手机。在南非，华人被抢根本不算新闻，在抢劫中遇害才算新闻。在南非，平均每年都有十几名华商在抢劫中遇害身亡。
“没来南非怕南非，来到南非爱南非，离开南非想南非”，这句话概括了很多华商的感受。在南非，至今仍有超过30万华人坚守，其中三分之二集中在约翰内斯堡和行政首都比陀利亚所在的豪登省（南部非洲的经济中心），其他三分之一散布在南非境内的大小城镇中。所谓“富贵险中求”，尽管治安恶劣，但生意相对来说比较好做。和其他比较成功的华商一样，我现在开的是宝马，住的是带游泳池的别墅——单从这个角度，我没有后悔过来南非。
我选择出国的时候，刚好是中国经济开始腾飞之前。出国的这10多年，正好错过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十年”。现在每次回国，都要很好奇地下载各种APP，兴奋地去尝试各种新鲜玩意儿：用滴滴打车，用京东购物，用饿了吗叫外卖……每次都是刚适应国内的节奏，却又要赶回南非打理生意。从这个角度说，作为中国人，我错过了太多。
最重要的是，曾经立志当一名唐师曾、水均益式的名记的我，新闻梦碎了一地。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回顾一下大学四年的快乐时光，偷偷想一下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名字；闲暇的时候，给国内约稿的媒体，写几篇不痛不痒的稿子，以提醒自己：除了赚钱，自己曾经还有个梦……
2. 生与死，距离我们那么近
来到南非，发现这是一个神秘美丽而又危险的国度，是一个同时拥有三个首都和11种官方语言的国家，是一个国家元首可以同时娶五个老婆的地方。
开始的前两年，我在一家名为《华侨新闻报》的华文报社落脚谋生。报社总共只有七八个人，我既当编辑又当记者，日子过得浑浑噩噩。有一天，在新闻标题里把国家领导人名字错打成“胡金桃”，结果也不过就是大使馆打来电话找老板抗议，老板提醒我以后编版时要注意。
随后发生的两件事，对我内心触动很大。先是2007年5月，我的老板、《华侨新闻报》创始人冯荣生先生遭遇黑人抢劫不幸中弹身亡；随后的2008年，大学同学赵静因癌症去世。
冯荣生去世后不久，《华侨新闻报》被其家人出售给了别的华商。祖籍山东的台湾华人冯荣生，从1994年创立这家报纸后，就一直用心经营，他在南非算是个真正的报人。但报纸被出售后，一切全都变了味，这使我暗下决心要离开。
最终促使我彻底离开媒体的，却是同学赵静的离世。2008年3月，我回国探亲，被同学告知赵静在省肿瘤医院接受化疗。我去医院看她，推开门，发现曾经漂亮活泼的她，已经剃成了光头躺在病床上。她看到我后惊讶地叫了一声：“王晓鹏，你怎么从南非回来啦？！”我和她聊了一会儿天，也就是十几分钟的样子，她已经开始大口地喘粗气，我赶紧说你休息一下吧。在我离开病房的时候，赵静喘着粗气对我说：“晓鹏，你一定要好好活着，过得开心一点儿！”我的眼泪在眼眶里一直打转，直到忍着出了病房才流了下来。
回南非没多久，赵静去世的噩耗传来。大学期间有两个暑假，她和我留在济南，一起到报社实习，一起选题，一起采访。毕业后，她去了新疆支教，我去了报社工作，偶然通过邮件联系。想不到，几年后，她却去了另一个世界……
好友赵静的离世，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锥心之痛”。她的那句“好好活着”，让我最终决定彻底告别混日子的生活，在南非真正放开手脚闯荡一番。辞职后，我先是改行到了一家公司打工，不久后，自己当起了小老板。
南非的天是没有雾霾的，夜里我喜欢一个人遥望长空。偶然的时候，会一边数着星星，一边想赵静在天堂过得好不好。我想，这辈子可能真的和新闻无缘了，直到后来发生的两件事，又点燃了我深藏在心底的新闻梦。
3. 世界杯和曼德拉逝世
转眼到了2010年，师弟李康宁和同事胡建明来到了南非采访世界杯。在采访空隙，我经常去骚扰他们。看着他们忙碌着发稿的样子，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偷偷在想：如果还在报社工作，我的生活是不是还和他们一样呢？而现在，我只能在网易博客、腾讯博客上发一些无关痛痒的稿子，冒充一下新闻人，心里面装的满是没落。
2013年底，南非“国父”曼德拉突然去世，全球记者蜂拥而至。因为事发突然，齐鲁晚报无法及时派出记者来采访曼德拉葬礼。晚报领导拍板决定委托我采访，报销全部费用。因为曼德拉要下葬在东开普老家库努村，此段航程的机票全被订满。我和中新社记者宋方灿、《非洲时报》主编梁铨不得不连夜开车1400多公里赶往曼德拉老家。
一晚上经历两次爆胎，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野里睡了俩小时，随后在当地黑人的帮助下换胎，赶到曼德拉老家时已经全城戒严。幸运的是，我们阴差阳错地混上了部长们乘坐的大巴专车进入葬礼现场，拍到了一些非常珍贵的独家照片。后来，我们被保安给请了出来，这时才知道，只有南非国家电视台的记者被允许进入葬礼现场，媒体中心设立在两公里外的地方。CNN等国际媒体都在那里搞“直播”，实际上是购买并转播的南非国家电视台的信号。
中新社的“独家照片”发出后，被国内外多家媒体转发。《齐鲁晚报》则直接使用我彻夜写的稿子和梁铨拍的照片，连发三个整版。那时的我，才感觉自己又变身回了真正的新闻人！梁铨甚至开玩笑说：“人家死了，看把你激动得四处拉人采访！”可是，这不是记者应该做的吗？
曼德拉去世后，除去时常发生的华人被抢遇害、总统祖马深陷腐败丑闻等新闻，没有再发生大的新闻。有时候，我会偶然和宋方灿、梁铨开玩笑说，下一个大新闻就是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逝世了，我们要时刻做好准备，希望在老宋离任前发生，到时采访一定要带上我，引得他们一阵戏谑。
4. 痛并快乐地活
我每次回国，经常被问及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为何出国，第二个就是出国后悔没有。第一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第二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
南非在1994年之前曾位居发达国家之列。随后，在曼德拉领导下，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公务员几乎全部换成黑人，政府出台措施大力扶持黑人经济；有技能的白人大量移民到澳新等其它英联邦国家；与此同时，周边津巴布韦等国的难民大量涌入南非寻找工作机会……种种因素导致曼德拉建设“彩虹之国”的梦想变成泡影，南非境内治安急剧恶化。据南非政府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去年平均每天有51人死于谋杀（此前是每天50人）。
在南非，几乎所有华人都被抢劫过，有的人甚至被抢过多次。我的客户中，至今已有三人在抢劫中遇害身亡，有两人重伤回国医治。就我自己来说，也是数次遭遇抢劫，最近一次是在约堡市中心被两名黑人试图砸车玻璃抢手机。在南非，华人被抢根本不算新闻，在抢劫中遇害才算新闻。在南非，平均每年都有十几名华商在抢劫中遇害身亡。
“没来南非怕南非，来到南非爱南非，离开南非想南非”，这句话概括了很多华商的感受。在南非，至今仍有超过30万华人坚守，其中三分之二集中在约翰内斯堡和行政首都比陀利亚所在的豪登省（南部非洲的经济中心），其他三分之一散布在南非境内的大小城镇中。所谓“富贵险中求”，尽管治安恶劣，但生意相对来说比较好做。和其他比较成功的华商一样，我现在开的是宝马，住的是带游泳池的别墅——单从这个角度，我没有后悔过来南非。
我选择出国的时候，刚好是中国经济开始腾飞之前。出国的这10多年，正好错过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十年”。现在每次回国，都要很好奇地下载各种APP，兴奋地去尝试各种新鲜玩意儿：用滴滴打车，用京东购物，用饿了吗叫外卖……每次都是刚适应国内的节奏，却又要赶回南非打理生意。从这个角度说，作为中国人，我错过了太多。
最重要的是，曾经立志当一名唐师曾、水均益式的名记的我，新闻梦碎了一地。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回顾一下大学四年的快乐时光，偷偷想一下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名字；闲暇的时候，给国内约稿的媒体，写几篇不痛不痒的稿子，以提醒自己：除了赚钱，自己曾经还有个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