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7日星期四

三个中国人的南非故事







三个中国人的南非故事


○台湾二代移民迈克尔•李:心理上属于一半南非人,一半华人
○山东范大伟:从医生变成身价数百万的大老板
○福建翁春林:取得合法身份后娶了南非媳妇,过上了中产生活
(此文发表于2011年2月1日出版的《非洲》杂志)

本刊特约驻南非记者│王晓鹏

(图片依次为:迈克尔•李(Michael Lee)、范大伟、翁春林)

作为非洲大陆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南非成为众多淘金者的目的地。据南非出入境部门的统计,在南非的华人大约有30万,还不包括一些从周边国家偷渡来的打工者。那么,这些华人的生存状态如何?他们有没有融入当地社会?在这里,我们选取3位事业有成的中国人,从不同角度描述他们的真实生活。

“夹心饼干”迈克尔•李 :我到底该算哪国人?

“我从小在开普敦长大,当地人认为我是华人,我在台湾的朋友却认为我是外国人,那我到底是哪国人?”说起自己的身份,在南非长大的台湾人迈克尔•李(Michael Lee)显得很迷茫。这也是很多在海外长大的“第二代移民”所面临的心理归属问题。

迈克尔•李1987年出生,3岁半便随家人从台湾移民到南非开普敦,那时候南非尚未废除种族隔离政策,迈克尔从小就在白人学校里接受传统的英式教育,高中就读于一所私立男子学校,直到考入开普敦大学,才有机会接触到女孩子和黑人同学。在这期间,他周末还到华语学校补习中文,平时也和家人用中文交流,他可以说很流利的中文,也看得懂中文报纸和网页。

“除了写的汉字歪歪扭扭比较难看,我和其他台湾小孩没什么不同。但由于从小受的教育,我的行为方式可能更接近南非白人。我想我心理上应该属于一半南非人,一半华人。”迈克尔如此描述自己的“类别”,并在纸上认真写下自己的中文名字“李俊良”。迈克尔说,当他接触南非人时,尽量会用南非人的行为方式处理问题,比如去酒吧或咖啡厅时,通常都是AA制,甚至会明细到几分钱;当他接触华人时,又尽量会使用华人的方式,大家轮流请客,相对来说,他更喜欢华人的这种豪放。

在南非,种族仍是一个敏感但又无法回避的问题。“香蕉人”(黄皮肤+受白人教育)迈克尔也会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比如去某些政府部门办事,偶然会遇到态度恶劣的员工,有一次对方竟然对他说:“你如果嫌我们南非的服务不好,干嘛不回到你们中国去?”迈克尔对他说:“我从小是在南非长大,我是南非公民,现在我是跟你就事论事,请你不要用种族问题来攻击我,否则我会向你的上级投诉。”之后,对方的态度就好了很多。

1999年,12岁的迈克尔曾和家人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市,但由于不习惯那里的气候,找工作也很难,他们全家在一年之后又搬回了南非。

2009年,迈克尔从开普敦大学机械电子专业毕业,现在在开普敦码头帮父亲做事,有时候也在自家开的家庭旅馆帮忙。但是,有南非和台湾两本护照的迈克尔已经决定在今年晚些时候回台湾服兵役,因为台湾有强制性的兵役制度,45岁以下的台湾男性如果想在台湾长时间居住,就必须服兵役(现在应该是一年左右,海外的台湾人如果不想服兵役,在台湾居住满3个月必须离境一次)。

迈克尔说,他要在服兵役这段时间,看看自己能否适应台湾的环境,最好在服完兵役后,找到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如果无法融入台湾生活,他还会选择回南非。

山东大汉范大伟:从医生到成功商人

目前的南非,如同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造就了大量百万富翁,山东大汉范大伟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是南非华商的一个代表:他从国内一名让人羡慕的医生,变成了南非一穷二白的打工仔,然后又通过努力,成了今天拥有三家店铺、数百万身价的大老板。

范大伟1959年出生于山东潍坊,之后在青岛长大,1999年来南非之前,曾在青岛市人民医院当过8年医生,拥有让人羡慕的职业。在医院任职期间,他曾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学习或旅游,1999年经朋友介绍来南非考察,看看有没有什么商业机会。“结果,一下飞机我就决定留在这里,开个华人诊所之类的,这里的气候环境真是太好了!”范大伟如此回忆当初的决定。他回忆说,那时候的南非刚刚结束白人统治不久,社会治安相当好,经济也正在迅速复苏,一定有很多商业机会。

没有资金、英语不通的范大伟当然也没办法马上开始做生意,而是放下架子到朋友开的餐厅里打工。在接近一年时间里,服务员、调酒师、厨师,他全都做过,英语水平也有所提高。看到身边的朋友一个个开起店铺,开着宝马奔驰来吃饭,到了不惑之年的范大伟受刺激不小,决定离开薪水不错的餐厅“单飞”。

辞职后,因为资金不够,他开始了“跑货”生涯,也就是华人圈子里常说的“搬砖头”。那时候,南非还没有出现类似“中国城”、“百家”、“香港城”之类的批发市场,中国人的货柜到达南非后,就需要有人推销到当地黑人、白人及印度人开的店铺中。那时的范大伟,每天一睁眼就要开车到周边小镇,将样品带给店主们看。双方谈妥价格后,次日他再从华人批发商手中拿货,送到这些店铺中,以赚取差价。不到一年,范大伟便利用“搬砖头”赚到了在南非的第一桶金,虽然只有几万兰特,但也足够开自己的店铺了。

他将自己的第一个店铺选在了治安较差的市区里面。1994年前,约翰内斯堡完全是一座“白人城市”,黑人只能白天在这里打工,下午下班后必须离开,否则白人警察可以开枪将其射杀;1994年后,大量黑人涌入约堡淘金,但同时也带来了抢劫、盗窃等犯罪问题,大批白人商家搬离约堡市区。这也让范大伟以很低的价格盘下了一家店铺,开始从事批发零售帽子的生意,由于质优价廉,他在2005年又在开普敦开了另外两家店铺。此时的范大伟,已经由一穷二白的打工仔,变成了南非身价数百万的成功商人。

对于华人在南非的经商经历,范大伟用“富贵险中求”五个字来概括。他的好友、《华侨新闻报》创办人冯荣生于2007年5月遭抢劫,在与入室歹徒搏斗过程中不幸中弹身亡;而他自己也有一次在马路上被砸碎车玻璃抢劫的经历,与两名歹徒搏斗时手指骨折……“但不可否认,南非的经商环境要比国内宽松,在这里仍然有很多的发财机会。”范大伟说,他已经把南非当成了第二故乡,下半生恐怕都会在这里度过。

福建人翁春林:我不想让祖国蒙羞

借了高利贷偷渡到南非的福建福清籍侨胞翁春林(化名),曾是南非无合法身份华人中的一员,现在已通过自己的奋斗,开起了两家店铺,娶了一位黑人妻子,成功拿到了南非PR(永久居留),不仅还清了高利贷,还过上了令当地人羡慕的中产生活。

2003年高中毕业后,翁春林到老家一家公司当保安,月薪800元人民币。后来经不起周围朋友的鼓动,想着出国赚大钱。在借了几万元的高利贷后,2003年下半年,小翁在“蛇头”安排下飞到了南非的“国中之国”莱索托,几天后,在夜幕掩护下,藏在“蛇头”安排好的汽车后备箱里,从陆路成功偷渡到了南非境内。

来到南非后,小翁就在约堡帮华人看店,“那段时间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十几个人挤一个房间,四五个人睡床,其余的打地铺,屋子里臭得要命,晚上不敢翻身,生怕一翻身就把别人吵醒了……”回忆起刚来南非时的生活,翁春林至今唏嘘不已。一年多后,小翁有了一些积蓄,把高利贷还清了,手头上还有一些富余。左思右想,他一咬牙,瞒着家里人,在南非又通过老乡借了6万兰特(1美元约合7兰特)的高利贷,买了一辆二手小货车,到东开普省的乡下开起了服装店。

开店后的小翁开始考虑自己的身份问题。他说:“人家是饱暖思淫逸,我是饱暖思耻辱。偷渡来南非后,我一直琢磨着不能老拿“难民纸”,一定要把身份合法化。”原来,刚到约堡打工时,小林有天碰到移民局大检查,他侥幸逃脱,一名朋友却被抓住后遣返回国。此后,由于不是合法入境而无法办理工作证,小林和几名老乡办理了“难民纸”。

“难民纸”全称叫“难民申请纸”,是南非移民局用来统计津巴布韦等邻国难民的,在核实身份后颁发给他们“难民证”,让他们在南非合法工作和生活。由于1998年中南建交后,南非与中国互不承认难民,因此,一些所谓的“中国难民”手中拿的只是“难民申请纸”,每隔两三个月都要到移民局重新申请难民身份。有了这种“难民纸”,可以应付移民局、警察局等部门的检查,因此不少没有身份的中国人都拿这种“难民纸”。

“每次到移民局申请难民纸,对我来说都是一种侮辱。因为经常去移民局排队,那里的工作人员有的都认识我了。有一次,一名工作人员指着队伍里瘦骨嶙峋的津巴布韦人对我说,你看,他才是真正的难民,你们中国人都是来做生意的,你觉得你是难民吗?我当时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没什么文化,却真的感到给我们国家抹了黑。”回忆起这段经历,翁春林仍是痛苦不堪,由于没有合法身份,已经赚了不少钱的他也没办法回国探亲。

小翁开始向律师求救,律师询问具体情况后,建议他找个当地人结婚;而此时,小翁与店里一名勤劳美丽的黑人姑娘也已日久生情。几个月后,小翁与这位黑人姑娘在她家人朋友簇拥下喜结连理。之后,律师开始帮小翁申请PR。移民官在证实小翁确实与南非当地人结婚,且给当地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后,最终决定给予他永久居留身份。

2006年底,拿到南非身份证(拥有PR后便可获得非公民身份证)的小翁泪流满面,彻夜未眠。此时的他已经通过努力过上了中产生活:买了一座带游泳池的别墅,开的是新款的凌志,服装店也连锁到了3家,每家店铺每月都能给他带来1万多兰特的纯收入。接着,他毅然做出了一个决定:关闭所有店铺两个月,带着黑人妻子回中国给父母磕头!

2011年1月20日星期四

治安差,南非警察局也雇保安


警察被批反应迟缓 保安执勤认真负责
治安差,南非警察局也雇保安

(发表于《环球时报》2011年1月19日第9版)
本报驻南非特约记者 王晓鹏

“宁信保安,不信警察”是南非流传很广的一句话。在治安最恶劣的约翰内斯堡,很多大公司都雇专业保安来保证安全;政府部门包括警察局、法院,也都纷纷雇保安;很多商人、明星出门均要保镖随行。保安成了约翰内斯堡最吃香的职业之一。

保安口碑好于警察
据报道,南非的治安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处于失控边缘,平均每天有50人死于谋杀。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的犯罪率位居世界前列,被称为“世界犯罪之都”、“强奸之城”。在约翰内斯堡,真警察参与抢劫绝不是偶发事件,这导致民众对警察不信任。在很多危险情况下,保安能在5分钟内到达现场,而警察却一般要在半小时、一小时后才到现场,有时候甚至根本不会去现场。
祖籍浙江、在约翰内斯堡做生意的华人张先生,有过数次被抢劫的经历,他表示,第一次被抢劫后一个多小时才盼到警察。之后就在家里安装了保安公司的报警装置,每月交六七百兰特(1兰特约合0.9元人民币)的服务费,贵是贵了点,但事实证明物有所值。第二次遇到抢劫时,保安迅速赶到现场与劫匪展开枪战,把抢劫未遂的劫匪给吓跑了,警察却在20多分钟后才赶到现场。因此,很多南非人在抢劫发生后都是先向保安公司打电话求救,然后再报警。
2010年8月,约翰内斯堡近郊的Lenasia地区发生过一起抢劫案,三名歹徒抢劫后遇到闻讯赶来的两名保安,这两名保安是亲兄弟,在交火中弟弟被当场打死;哥哥被打伤后英勇还击,当场击毙两名劫匪、击伤另一名劫匪。

保安比警察多
2009年南非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为27%左右,很多人为找工作都去当保安。保安虽然风险较高,但工资也相对高。
2010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南非共有警察(含预备役警察)25万余人,而注册保安却多达107万余人,是警察总数的4倍多,具有合法枪证的保安约60万,约翰内斯堡地区的保安总数约62万。大型保安公司如ADT等,挑选保安的标准十分严格。据ADT的区域经理麦克介绍,雇用保安的第一步是要向南非警方确认其有无犯罪记录,然后经过严格的专业培训。由于受过专业训练的保安装备精良、反应敏捷,不仅大公司流行雇保安,就连政府部门包括警察局、法院,都要雇专业保安。
2009年3月,南非国家安全部部长穆塞索瓦面对议员质询时坦承,南非各政府部门每年要花费1.21亿兰特雇用15家保安公司的专业保安;在全国1000多家警察局中,很多治安恶劣地区的警察局也都雇用了保安,这是为保证枪支、设备的安全,也是为确保警察“更专注地对付歹徒”。
保安的薪水按照级别的不同,从每月两三千兰特到数万兰特不等。此外,大型保安公司都给保安上医疗保险和意外保险。据了解,在约翰内斯堡雇一名配枪保安的费用为每月两万到3万兰特。薪水最高的则是私人贴身保镖,国际大牌明星来南非演出,一般都会雇用这样的保镖。南非政府也会给外国部长级以上政要提供贴身保镖,费用由政府买单,据说这种保镖价格不菲,每月花费为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兰特。
世界杯前,津巴布韦某部长曾来约翰内斯堡密会情妇,结果不幸遭到歹徒武装抢劫,警方没抓到劫匪。警方负责人面对媒体指责竟表示,该部长之所以会被抢劫,是因为他没有按规定向南非政府申请配备免费贴身保镖。

华人涉足保安业
目前,在南非的华人总数估计已超过50万,多数集中在约翰内斯堡及其近郊。因为喜欢使用现金、语言不通等因素,华人成为南非劫匪的头号目标。
  看到保安业的潜在利润,为保证南非华商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南非目前共出现了两家华人开办的保安公司,服务对象均为约翰内斯堡华人。▲

2011年1月16日星期日

学英语的故事之一:决心学英语只为骂人

学英语的故事之一:

上大学那时候,有一阵特别喜欢看新东方所谓的“励志故事”,因此,还记得俞敏洪说的“在失望中寻找希望”之类的屁话。实际上,残酷的现实证明,老俞只说了前半截,后半截应该是:“但找到的往往都是绝望”。

决心学英语只为骂人

话说这几天没更新博客,昨天跟朋友交替着开了14个小时的车,从约翰内斯堡开到了开普敦。开普敦治安就是好,大家都敢于在大街上走,不跟约堡似的,随时随地都会被抢劫。环球时报的一名编辑问我,为什么开普敦治安就比较好。其实原因也不难理解:1994年南非黑人上台后,大量黑人涌入非洲经济中心约翰内斯堡淘金,但既没文化又没特殊技能的黑人寻找到的基本都是绝望,于是很多找不到工作的黑人便开始又偷又抢,导致约堡从“非洲小巴黎”,迅速变成了“非洲的坟场”(他们前任公安部长自己说的)。开普敦则不同,这里白人和杂色人占多数,白人政党DA执政,警察反应能力快,治安较好,黑人宁可跑到约堡抢劫——反正在约堡,警察基本都是摆设。

言归正传。刚才上网后发现,很多网友在看了我之前的博客中的预告,都想知道我出国后是怎么从听不懂英语,变成现在随时可以跟黑人对骂如流的。那我就赶紧抽空写写吧!需要说明的是,我写这篇博文是给普通大众看的,不是给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所谓的砖家看的。很久前,我博文中的一句英语有点语法错误,就被一些砖家抓住不放,可恶心了。众所周知,很多所谓的博士专家等都是弱智+250,我认识的一个在南非留学的博士还信上帝,据说要把一切奉献给上帝。他们也就跟中国人较较真,真让他们跟老外较真,恐怕还不如我这个半瓶子咣当的。

出国之前,我英语很烂,但相对来说智商还算可以。大学四年中,前两年英语公共课考试基本靠考前突击,竟然还都过了。大四时实在没办法,因为没有过四级就不给学位证书啊,考试前到“燕园博雅”(后来济南分部好像破产后卷钱跑了)上了一个月补习班,然后就考了67分,呵呵。

在报社工作两年后出国,英语早都忘干净了。在南非航空公司的航班上,人家黑妞服务员问我想吃啥喝啥都听不懂。更郁闷的是,我们学校里基本学的是美式英语,有的单词发音还不一样。因为当了英国很多年的殖民地,现在也还是英联邦国家,南非人的英语是英式英语,但发音等又略微不同。譬如牛奶Milk一词,很多南非人发音成“木克”,我在飞机上根本听不懂啊,于是问人家什么是“木克”,后来黑妞拿来一盒牛奶,告诉我这个就叫“木克”,坐在边上的老外老瞥我,弄得我跟个白痴一样。

刚来到南非,一开始是在《华侨新闻报》当编辑、记者,英语还是听不懂啊,于是开始当鸵鸟。那时候,见了老外只敢说最基本的“Hello”“How are you”等基本的词句,然后就开始不懂装懂地听人家在那里讲,再然后很有礼貌地笑着点头。最恶心的是,有次出去采访,领事馆的国庆招待会之类,邀请的南非官员致辞,只听懂了开头的“女士们先生们”和最后的“Thank you”。

回到报社写稿,当天版面太多、稿子不够,主编让我把这名官员的致辞内容写上充数。我压根没听懂,又不敢说,然后偷偷打电话给另一家报社的记者。结果,他说他也没听懂,估计他英语也比我好不到哪里去。然后他找出之前一年的旧稿子,让我照着编编,说反正总之都差不多。没辙,只好照着编。但事后,我觉得自己太TM恶心了,并且愈发觉得自己恶心。

后来发现,其实我的英语还不是报社里最烂的。之前有名编辑,想要一个白人的传真号码,结果打电话时说成了:“I want your sex.”(他是想说“I want your fax”,正确说法是“Can you give me your fax No. please ?”)对方是个女人,后来打电话给报社总编投诉,并说要起诉该编辑性骚扰。还有一次,一名同事将“To Let”(房屋出租的意思)理解成了Toilet,结果停车指着牌子问人家厕所在哪里。

不久后,我遇到了一件更恶心的事情。有一次我打南非电信Telkom的客服电话,等了整整58分钟之后才接通(我至今都非常清晰地记着是58分钟!),客服接电话后让我报本机电话号码,其中有个号码是3,我说three,对方可能听不懂我的发音,反复问我是什么。我说three,对方还是听不懂,那时候我态度可能也不是很好(听了58分钟音乐,态度能好到哪里去),然后客服就把电话给扣了。

FXXK!没天理了!让我等了一小时,还扣我电话!我要投诉这个死客服!等了20多分钟后,终于再次有人接听了。我说我要找你们经理,对方说经理不在,有事跟我说就行。我说我要投诉上个客服,然后用我超级烂的英语说了个大概。然后她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能不能找个会说英语的人翻译给我听。我感到受到了很大的侮辱,感觉被人吐了一脸痰,自己将电话给撂了。

那天下午,我在办公室呆坐了半个多小时,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转;心里面有股恶气发泄不出来,想要剖腹的念头都有了。要知道,出国前基本都是我写稿子批评别人,还从来没有人敢用这种态度对待我!“我一定要Telkom付出代价!”最后我这么自我安慰。事实上,前一阵我也的确这么做了,还成功了,这个是后话。

于是,学好英语维护自己的权利,准备随时骂这些烂人,这成了我学英语的唯一动力!